摘要：
我一次被批斗后经过这块田头，不自禁地哼了几句：“这样搞怎能增产放出卫星，岂不是劳民伤财？”当晚他们便组织群众对我进行批斗，把我全家九口扫地出门，将我又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判劳动教养三年。子女均不准读书、当兵、当工人，连婚姻都受到限制。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
公元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放出了水稻丰产“大卫星”，说亩产详数是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旧秤一斤为十六两），为此，轰动了神州。
1949年末，原思恩县和宜北县合并为环江县。从那时起直到1957年，我在环江任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现在，我应将这幕亲见亲闻的人间闹剧，具书陈述于世，以告慰当年死于这场灾难的亡灵。
环江县位于广西北部，总面积四千五百多平方公里，东南部是毛南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同时居住着壮族、汉族、苗族、瑶族、仫佬族、水族、侗族等多种民族。全县95%是山地，田块小，有人说蚂拐（青蛙）一蹦就可以跳过12条田埂，耕牛用不上。农民圈养黄牛、水牛，每年存栏量均在五万头以上，毛南菜牛为广西特产。县内有大片的原始森林。山区人民敦厚淳朴。
土改后，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很高。到1954年，全县已发展到572个农业合作社，1956年合并为109个高级社。
山区农户分散，五更前便要起床，走两三个小时山路才能到达劳动地点，下午集体收工后，回到家已近半夜，全家老少，叫苦不迭。偏僻的村屯种出的粮食瓜菜，因路途遥远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县委研究决定，在边远山区实行“水稻三包（包工、包资、包产）到队、到组、到户，超产奖励，旱地零星作物下放到户”的经营管理办法。
1956年9月12日县委三级干部大会上，我是这样发言的：
“一个社有的方圆几十里，一个队有十几个弄场，不但管理困难，劳动也不方便。什么都统过来是不恰当的，连地边种点蔬菜、豆角、辣椒都不行，尤其是对家庭副业乱扣‘资本主义'‘自发户’‘破坏生产’等帽子。
限制的结果怎样呢？生猪比去年同期少了一万多头，养鸭几乎绝种，街上的青菜很少，中药材收购不多，农民连牛藤、犁耙也买不到……”
经过大会讨论，县委决定把大社分成小社，由生产队自负盈亏。分散山区可搞包工、包产、包投资到小组、到户，各社可根据自然条件，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多种经营。
环江县在全国也是搞“三包到户”较早的，所以它也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这之后的反“右”斗争中，跟随我一起搞“三包到户，分级经营”的一批干部，包括县委正副书记3人，农村部正副部长2人，区委书记4人均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被冠以极右派和右派头子的“桂冠”，送劳改农场劳教了三年半。在其后的18年中，全家又被流放农场，备受凌辱和批斗，几至绝路。
全县8个区，4个区委书记被划为右派，一个划为中右；全县干部中有97人被打成了右派，66人被划为中右，更多的出身不好的人被说成是“王定的社会基础”，被清除回农村管制劳动。
“三面红旗飘荡神州”，环江县在新县委领导下，掀起“大跃进”高潮，要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划，决定用并蔸的方法来创造这一奇迹。
县委派出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和农业部副部长等一批人马坐镇，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然后再深耕，将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堆入田中后，不分昼夜地动员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百多亩水稻田中挑选出长势最好、快成熟的稻禾，连根带泥拔出，挑到试验田中并蔸，密植到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
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干部日夜看守护理。稻禾太密，无法通风，他们便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安装上竹管，由十多个人负责轮流鼓风。
我一次被批斗后经过这块田头，不自禁地哼了几句：“这样搞怎能增产放出卫星，岂不是劳民伤财？”当晚他们便组织群众对我进行批斗，把我全家九口扫地出门，将我又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判劳动教养三年。子女均不准读书、当兵、当工人，连婚姻都受到限制。
1958年9月初，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地区党委发函邀请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成了检查验收团，成员有自治区、地区党政领导、自治区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院长、作物栽培学教授、遗传选种学教授、广西大学教授、区农业科学研究所技师。9月9日上午10时左右，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中共环江县委书记威风凛凛地向领头开镰的副书记授勋似地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奉命到场的社员六千多人参观了收割过程。四百多男女社员参加了现场收割。
在收割时，他们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行一圈后，再到县委大院过秤。过完秤，他们又重新挑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重新过秤，如此循环反复，产量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统计人员根据登记数字计算，折合亩产十三万零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县委书记的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三天，1958年9月12日，广西第一大报在头版头条用特大号字套红制版报道了环江县创全国水稻丰产的最高纪录的消息，同时登载了“小孩在（稻禾）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等三张照片。随后，9月18日《人民日报》也报道了环江亩产13万斤的消息。
1958年7月25日，《广西日报》在评论中说：“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在‘反冒进’的歪风邪气笼罩下，环江上空乌云弥漫，鬼怪横行，特别是以前县委书记王定为首的右派集团疯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实行‘三包到户’，作物下放……农村中资本主义昂首阔步，生产萎靡不振”；“在党的教育下，环江人民粉碎了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的进攻，在思想上插上了红旗。因而生产飞跃前进，今年早稻空前大丰收”；“环江人民从自己的经历中深刻体会到政治挂帅是思想解放、革新创造的动力”。
大量的宣传报道，自治区、地区、县都组织了现场参观，络绎不绝的人将小小的县城挤得人山人海。随后越南也派来了代表团到环江参观考察，苏联专家也来询问这一“奇迹”的奥秘。
环江县放出一颗“大卫星”，荣誉也接踵而至，环江县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成了功劳显赫的英雄。当他从地委扛着红旗回县里那天，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他被人群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大大小小的报道、宣传，将环江吹捧得如花似锦，县领导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小会议上不断地吹嘘环江的粮食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环江县1958年全年粮食上报总产量是3.3亿斤，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1.05亿斤。于是，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可到1959年春，农民的口粮都无法保证，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至4、5月间饥荒出现，非正常死亡人数日益增多。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又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任务是9.6亿斤，比1958年的3.3亿斤又翻了两番。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0.828亿斤，群众无粮可交。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总产量下调为2.4亿斤，征购任务也改为0.3156亿斤。他们将包括群众口粮、猪牛牲畜饲料粮在内的集体小仓库的粮食都算入征购数，并明令：谁若擅自开仓，开除党籍、公职。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等地讨饭度日，谋求生路。社员家中无炊烟，公共食堂也长期揭不开锅盖。
面对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严重事实，稍有良知的人们曾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但屡遭无情的迫害。
1959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的真实情况，结果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进行反复批斗。
1960年1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回来后向县委反映那里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戴上了“右倾分子”的帽子。
环江人民付出如此大的血的代价，曾做过环江人民公仆的我常感悲痛，难以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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