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杀掉了所有俘虏，包括降俘。然而，左宗棠手上沾满了血，却没人骂，为何？
1864年以后，新疆各地爆发反清起事，很快陷入割据混战。1865年，浩罕军官阿古柏趁乱带兵进入南疆，先后占领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等地，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阿古柏的政权对当地百姓压榨极重，苛捐杂税繁多，还恢复和扩大奴隶买卖，不少人被当作货物一样卖来卖去。各族百姓在他的统治下苦不堪言。
与此同时，沙俄于1871年出兵强占伊犁，英国也在南疆和阿古柏勾勾搭搭，新疆面临着被肢解的危险。
清朝朝廷当时正为海防和塞防吵得厉害。李鸿章认为西北偏远，花钱太多，主张把力量放到东南海防上，甚至有人提出可以暂时放弃新疆。左宗棠坚决反对，说出了那句有名的话：“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他的意思是，新疆如果丢了，蒙古就危险；蒙古危险，京畿也就门户洞开。最终，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75年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接手后，没有急着进兵，而是先做后勤准备。他知道新疆地广人稀，补给线极长，所以提出“缓进急战”——准备要充分，开战要迅速。他筹措粮草、修整兵器、组织屯田，还严格要求部队纪律，不准随意扰害当地百姓。
1876年，清军出关，先打北疆，很快就拿下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到1877年春天，清军南下，在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一线连续取胜。
阿古柏的军队节节败退，阿古柏本人也在库尔勒暴死。此后清军继续向西追击白彦虎等残部，到1878年1月收复和田。除了伊犁仍被沙俄占据外，新疆全境基本回到清朝手中。
在这个过程中，清军确实处决过不少俘虏，但不是“所有俘虏”。以达坂城之战为例，刘锦棠率军攻下城池后，俘虏了阿古柏部数千人。这些人里面成分很复杂：一部分是阿古柏从浩罕等地带来的安集延人，属于侵略军队的骨干；还有一部分是被强征、裹挟来的当地百姓。
清军的做法是把那些死硬头目和外国侵略军骨干甄别出来，依军法处死；对被强拉入伍、被迫跟着打仗的本地人，则发给口粮、路费，遣散回家。左宗棠在奏报中也提到过“剿抚兼施”的办法，就是该剿的剿，该抚的抚，并不是全部杀掉。
对白彦虎所部也一样。白彦虎从陕甘一路逃到新疆，又投靠阿古柏，沿途烧杀抢掠，裹挟了不少百姓。
清军追击时，对白彦虎本人和那些拒不投降、继续作乱的头目坚决追剿，但对放下武器的普通民众和被迫跟随的老弱妇孺，则尽量安置。白彦虎最后逃入俄境，清军没有能把他抓回来，这也是左宗棠的一个遗憾。
所以，“左宗棠杀掉了所有俘虏，包括降俘”这个说法，是把历史简化甚至夸大了。真实情况是：他杀了一部分该杀的人，也放了许多不该死的人。这一点区别，恰恰是理解为什么“没人骂”的关键。
为什么左宗棠手上沾了血，却在后世没怎么挨骂？原因有好几层。
第一，他面对的敌人不是普通的反抗者，而是外来的阿古柏侵略势力和投靠侵略者的叛乱武装。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残暴，不得人心。
清军打进来，很多本地百姓并没有把清军当敌人，反而觉得是摆脱阿古柏压迫的机会。左宗棠要求部队严守纪律，不得扰民，这在当时清军中是比较少见的。老百姓有了对比，自然更认可左宗棠。
第二，左宗棠收复新疆，维护的是国家统一。晚清时期，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成了常态。新疆如果丢掉，整个西北都会震动。左宗棠以六十多岁的高龄，抬着棺材出关，顶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朝堂争议，硬是把新疆夺了回来。
这种功业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相比之下，那些在战争中被处决的侵略军骨干和顽抗头目，很难让后人产生同情。
第三，左宗棠不是只打仗，他还想办法建设新疆。战事结束后，他推动修路、筑城、兴修水利、招抚流亡百姓，还在沿途种植柳树，后来被称为“左公柳”。他还设立义学，减轻赋税，帮助当地恢复生产。新疆各族百姓记他的好，这些实实在在的善政，也冲淡了战争带来的血腥记忆。
第四，左宗棠本人操守比较好。他长期掌握大权，经手大量军费，却比较清廉，不贪军饷，生活简朴。这在晚清官场里很难得。一个清廉、能干的统帅，又打了胜仗，收复了国土，自然容易赢得后人的尊敬。
第五，历史评价往往看大局。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尤其是平定分裂和反侵略的战争，不可能没有死亡。左宗棠不是嗜杀之人，他的方针是“剿抚兼施”，对胁从者宽，对首恶者严。
后人评价他，更多看到的是他保住了新疆，而不是盯着他杀了多少俘虏。所以“没人骂”不是因为他杀得对，而是因为他的整体作为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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