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广发基金发布公告，郑澄然卸任广发兴诚混合基金经理。
这已经是其年内第三次卸任，今年3、4月，郑澄然分别卸任广发成长动力三年持有和广发新能源精选基金经理。
经过最近一轮卸任后，郑澄然的在管基金已经从8只减少为5只，最新在管规模合计约为78亿元，已退出百亿基金经理行列。要知道，这位曾被称为“90后天才少年”的基金经理，巅峰时期管理规模一度逼近500亿元，当前规模相比峰值出现明显收缩。
规模大幅下滑背后，是郑澄然不尽如人意的业绩数据。以其成名作广发高端制造为例，截至8月4日收盘，近三年的阶段涨幅为-30.04%，同期同类基金的阶段涨幅为28.23%，沪深300指数的阶段涨幅为14.43%，广发高端制造不但跑输同类基金，也跑输了大盘。低迷业绩下，广发高端制造的规模也在持续下滑，今年上半年期末净资产只有31.1亿元，相较于2021年一季度的238亿元跌去了八成。
业绩起伏，对于一个基金经理而言自然是在所难免的。但把时间拉长来看，从刘格菘到郑澄然再到王明旭，过去五年广发基金旗下一众明星基金经理的表现都不是太好。比如2019年包揽年度前三的冠军基金经理刘格菘，目前最新的在管规模只有257.35亿元，相比于巅峰时期超过800亿元的管理规模缩水约七成，今年以来刘格菘在管的六只基金中有大部分都跑输了大盘。
很显然，广发基金面临的不是单一基金经理业绩下滑、几只产品收益折戟的问题，曾经将公司推上行业高位的“造星模式”，在当下可持续性面临考验。冠军基金经理可以被打造，但当明星业绩回落之后，这套模式潜藏的矛盾也逐步显现。
“造星”模式兴起
“造星”模式并非广发基金独有，此前这套模式在公募基金行业可谓风靡一时。
将时间拉回2019年到2021年初，这段时间A股走出了一轮波澜壮阔的结构性牛市。沪深300指数在两年间从3000点附近涨至5930点的历史大顶，消费、医药、新能源、半导体轮番上攻，偏股型基金在这段时间迎来了业绩和规模的双重爆发。
与此同时，随着蚂蚁财富和天天基金逐渐成熟，互联网基金销售渠道开始重塑公募基金行业流量分发的规则。
基金详情页上，最显眼的不是基金公司品牌，而是基金经理的个人照片和标签；排行榜展示的重点并非长期年化回报，而是近一年和近三年的阶段性涨幅。谁短期业绩亮眼，谁就能被算法推到最前面。基金经理的市场知名度，开始直接通过排行榜转化为资金流入。公募行业逐渐发现，过去依托渠道和机构客户开展业务的模式，慢慢转变为直面普通投资者的零售生意。而零售生意的逻辑很简单：打造明星，发行爆款。
“造星”的本质，就是依靠短期亮眼业绩打造辨识度较高的个人IP，再围绕这个IP持续扩大管理规模。它的标准流程可以概括为三步：抓住一轮市场风口、跑出短期极致业绩、在市场热度高点批量发行新产品。具体来看，第一步依托市场行情红利，第二步收割线上流量，第三步锁定管理规模。最终能够形成300亿元、500亿元乃至800亿元的规模，取决于风口空间、新产品发行节奏以及渠道支持力度。
在行业普遍借助“造星”扩大规模的阶段，广发基金是把这套流程运用到极致的公募机构。
2019年，刘格菘管理的广发双擎升级、广发创新升级和广发多元新兴三只产品，年度回报分别达到121.69%、110.37%和106.58%，包揽主动权益基金年度排名前三。在公募基金有业绩排名的历史以来，同一基金经理独揽前三名尚属首次。冠军基金经理并不少见，但一人包揽前三的情况十分罕见，这个纪录带来的传播效应远远超出业绩本身，成为一段行业传奇、难以复制的行业现象。
广发基金自然不会错过这次机会。2020年1月17日，距离刘格菘拿下年度冠军不到一个月，广发科技先锋混合启动发行，由刘格菘管理。产品单日认购规模超过800亿元，最终按照比例配售80亿元。此后，广发基金又趁热打铁，持续为刘格菘发行新产品，到2020年底，刘格菘个人管理规模已经突破800亿元，成为公募基金行业为数不多管理规模突破800亿元的主动权益基金经理。
有了刘格菘这个范本，广发基金开始将造星流程标准化、可复制化。2020年到2021年，郑澄然、林英睿、傅友兴等一批基金经理被贴上专属标签推向市场。郑澄然的标签是“90后天才少年”“北大才子”，对外宣传中反复提及“在成长行业赚取周期收益”；2020年他管理的广发高端制造和广发鑫享净值双双翻倍，2021年初搭档孙迪离任后，其独自接管广发高端制造，产品规模迅速从几十亿扩张至两百亿以上，个人在管规模峰值达到480亿元。林英睿的标签是“周期猎手”，傅友兴的标签是“均衡稳健派”，每位基金经理都拥有对应的赛道叙事。
在这一轮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之下，广发基金的管理规模持续增长，主动权益管理规模跃居行业前三。彼时，广发基金被视作公募行业发展的参考样本，众多中小型公募机构纷纷效仿。只是谁也没能预料，短短数年之后，这套模式积攒的问题会逐步暴露。
“造星”模式的现实考验
“造星”模式最大的隐患，不在于能否打造出明星基金经理，而是明星诞生的那一刻，潜在的风险便已经埋下。
综合来看，“造星”模式顺畅运转需要一个前提：市场行情向好、板块持续上涨，基金经理能够持续踩中市场风口。无论是刘格菘布局的光伏新能源，郑澄然深耕的高端制造，还是林英睿把握的周期股行情，亮眼的短期业绩，根源都是踩中阶段性市场风口。但风口总有消退的时候，并且很难预判行情能够延续多久。
而广发基金的“造星”策略还存在更为突出的问题：批量打造明星的时间窗口，大多落在市场相对高位区间。
最早一次出现在2020年1月，广发科技先锋启动发行，由刘格菘管理，单日认购规模超800亿元。彼时沪深300指数站稳4000点上方持续上行，市场情绪趋于亢奋。依托冠军基金经理的热度叠加渠道全力推广，广发科技先锋创下公募基金单日认购规模纪录。不曾想仅仅一个月后，全球市场受到疫情冲击，沪深300指数一个季度内下跌近15%，广发科技先锋净值随之出现大幅调整。
一年多以后，相似的情况再度发生在刘格菘身上。2021年8月，广发行业严选三年持有启动发行，此时刘格菘管理规模接近800亿元，渠道号召力处于顶峰。这只设置三年持有期的产品，仅两天认购规模便突破百亿。但光伏指数在基金成立不足三个月后触及历史高点，随后开启长达数年的调整行情，广发行业严选三年持有的净值至今未能回到发行价位。
事实上，“造星”模式的核心操作，是在基金经理业绩高点密集发行新产品。但业绩最为亮眼的阶段，往往也是板块热度最高、资产估值处于高位、长期潜在回报有所下行的阶段。管理规模越大、新基金发行越密集，意味着越多资金在市场相对高位集中入场。事后复盘可以发现，这并非单纯的概率问题，而是模式自带的矛盾：基金经理获得市场最高关注度的阶段，往往对应市场行情火热的阶段。
大量资金在高位入场后，新的矛盾随之而来：三年持有期产品的规则设计，使得持有人在锁定期内无法办理赎回，市场回调阶段持仓浮亏容易持续扩大。
2021年8月发行的广发行业严选三年持有，参与认购的投资者最早要到2024年8月方可办理赎回。三年时间里，光伏行业从景气顶峰转入产能过剩周期，产品净值持续回撤，持有人只能等待持有期满。等到2024年8月开放赎回之时，基金净值已经大幅缩水，投资者面临不小亏损。
郑澄然在2022年7月发行的广发成长动力三年持有也是类似情形，投资者自认购之日起，便面临基金净值持续调整的局面。
客观来说，设置持有期的初衷，是引导投资者长期投资，减少追涨杀跌行为，规则本身不存在问题。但产品如果在市场热度较高阶段发行，一旦后续行情走弱，持有人在锁定期内无法操作，投资体验容易承受较大压力。
除此之外，当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依靠“造星”扩张至数百亿级别，承受压力的不只是投资者，基金经理本身的操作空间也会受到限制。
刘格菘管理规模峰值达到800亿元，重仓光伏、新能源产业链，单只重仓个股持仓金额动辄数十亿元。在这样的规模体量之下，大规模减仓很容易对个股股价形成冲击，进一步拖累剩余持仓净值，继而引发投资者赎回、迫使基金被动减持。一旦负反馈形成，数百亿规模很难灵活调仓。市场对于刘格菘长期重仓光伏存在多种讨论视角，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规模达到高位之后，大额调仓会面临流动性约束，基金经理的操作空间会受到一定影响，最终持仓选择仍是基于自身投资框架做出的判断。
“船大”难掉头
事实上，广发基金并非没有察觉到这套模式存在的隐患。
从近两年一系列举措能够看出，广发基金正在尝试摆脱“造星模式”，逐步向“平台化投研”转型。
最为直观的信号，就是调整明星基金经理的管理安排。2025年12月，刘格菘卸任广发双擎升级等核心代表作，不再独立管理这批重点产品；三个月后，刘格菘卸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昔日冠军基金经理兼任高管，在半年内先后交出基金产品与管理职务，这已经不是普通岗位调整，而是广发基金从组织层面调整明星驱动模式的明确信号。
进入2026年，郑澄然在一年之内三度卸任基金产品，在管规模从接近500亿元收缩至78亿元，基本退出头部明星基金经理序列。与此同时，苏文杰、刘玉、刘彬等新任基金经理接手相关产品，大多采用多人共管模式。单一基金经理独立管理的产品逐步拆分，弱化个人标签，强化团队协作。
不过，推动明星淡出、搭建平台化投研体系，逻辑上具备可行性，落地难度却远超预期。
首当其冲的便是存量产品承接难题。郑澄然卸任留下的多只基金净值长期处于低位，持有人深度被套。苏文杰接手的广发成长动力三年持有，净值不足六毛。新任基金经理接手这类产品，实现回本的难度远高于新发基金。投资者心态已经从等待反弹转变为期盼回本，每一轮小幅反弹都会面临不小的赎回压力。前期形成的浮亏不会因为更换基金经理自动消失，只是转移给新任管理人去消化。
再看持仓结构调整。自2025年底开始，刘格菘逐步调整持仓方向，降低光伏板块配置，增配AI算力相关标的。2026年二季报数据显示，基金显著增持寒武纪、新易盛。这也是公司推动“去明星化”的举措之一，逐步改变高度依赖光伏单一赛道的持仓结构。但257亿元的管理体量，注定调仓过程缓慢且需要承担流动性成本。同时，持仓方向调整不代表业绩能够立刻修复，2026年上半年，刘格菘管理的多数产品收益依旧跑输同类基金平均水平。
更深层次的阻力来自内部投研体系。过去数年，广发基金投研体系围绕明星基金经理搭建：刘格菘拥有专属研究团队，郑澄然形成自身独立的投资研究闭环，傅友兴也拥有专属决策体系。每一位明星基金经理带领的团队相对独立，研究、投资、风控可以在团队内部闭环运行。而平台化转型，需要把分散在各个明星团队的研究资源整合至统一投研平台，推动投资决策接受团队机制约束。
回过头来看，广发基金当下面临的核心矛盾，并非是否下定决心转型，而是庞大的体量之下，能否顺利完成转型。“造星”模式推动公司管理规模迈上台阶，但也让投研体系、组织架构、人才机制高度绑定明星驱动路线。如今想要切换为平台驱动模式，相当于行驶中的列车更换轨道。转型不能停滞经营，需要在持续运营中完成调整，这正是“船大难掉头”的真实写照。
结语
站在当前视角审视广发基金，可以看到典型的规模困局。
Wind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广发基金主动权益管理规模达到2534.72亿元，依旧位居行业第二位。但拆分来看，当前规模更多依靠存量资金支撑，新增资金吸引力有所减弱。当不少同业基金规模实现大幅增长、头部机构持续吸纳增量资金时，广发基金规模增速已经明显放缓。资金流向持续倾向业绩兑现能力较强、投研体系稳定的机构，广发基金正处在转型的关键阶段。
行业第二的规模为广发基金提供了转型基础，但公募行业的竞争规则已经发生改变。行业竞争不再比拼打造明星基金经理的数量，而是比拼投研体系能否摆脱对个人的依赖，投资风格能否依靠团队机制保持稳定。广发基金手握充足资源，但接下来的每一步转型，都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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