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劳动
1969年7月2日，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找我谈话，问我最近每天干什么?我说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别的事干。他说，经过研究，打算派我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到那里主要是劳动锻炼，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同时做一做两派群众组织的团结工作。我说可以，我服从组织分配。
第二天，我接到总参政治部干部部电话通知，说情况有变化，我不用去第二通用机械厂了，改去西安红旗机械厂，同去的还有几个人，7月4日出发。
那个打电话的人，还传达了王新亭副总长的口头指示:“告诉孙毅，到工厂以后要少讲话，把嘴巴子管严些。”
7月4日晨，我登上开往西安的列车，到车上才知道同路的还有总参军事交通部副部长贺健、空军后勤部部长石忠汉、空军后勤部副政委龚有源、总参二部处长江右书、总参测绘学院院长刘良、总参测绘学院副院长张戈。
7月5日，我们一行7人到达西安北郊徐家湾430厂，也叫红旗机械厂。工厂位于西安城西北20公里的地方。厂内有职工14000人，占地千亩，厂区本身如同一个独立的小城市。
第二天，负责领导该厂的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西安科研所副主任方升普同我们见面，向我们介绍了红旗机械厂的状况。该厂主要生产飞机发动机，归国家三机部直接领导，空军派部队在这个厂“支左”，对我们的到来，他表示欢迎，并对我们一行给了些鼓励。
首都机场管理局副局长康靖，是我们到厂一个月之后才到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他曾给罗荣桓同志当过秘书，手笔不错。康靖带爱人、孩子都去了西安，他白天上班在组里，晚上回家。
我们7人，被安排在冶金楼住，除组长贺健外，两个人住一间房。我和石忠汉住一个房子。他比我小几岁，身矮体胖，血压偏高，每晚需开窗睡觉，而我身体瘦弱，胃又不好，晚间应尽量少开窗户。我忍耐了一周，才对石忠汉说:“老石，你怕热，白天可以把窗户全打开，晚上是不是开一扇、关一扇，开着的一扇冲着你，双方照顾一下。”石忠汉说:“好，向我这个方向开，向你那个方向关。”我们相处几个月，俩个人关系还算好。
冶金楼很讲究，是负责检验产品合格、不合格的地方，一般人不能上冶金楼。厂子把我们安排在冶金楼，就等于把我们孤立起来了。
贺健和我们几个被分配到第52车间，这车间有250人。紧挨着西边，隔一道墙，就是第50车间，将近300人。这么大的车间，厂房里机器一开，隆隆作响，震耳欲聋，谁也不管谁了，都按分工各执其职，一看不错，过去没有体验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几个人分在52车间钳工班，每个人都在班长领导下有具体工作，把钢板搞平搞直，很细致。半个月的时间不分配我的工作。我问班长潘玉民，每个人都分配有具体事，他们挺忙，你分配我点工作呀!
他说，你先看一看，然后再分配你工作。看了半个月，后来才知道，车间指导员姜殿萃对班长潘玉民有交待，意思是孙毅是军队老干部，你们要多关照。
过了半个月，我对班长潘玉民再次提出要求工作。我说，你不要对上边说，你自己做主就行了。我闲着不好，除了转转看看外，每天拿着5份报刊看，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加一份《红旗》杂志，每天在工房里规规矩矩地坐在长椅子上阅读。
每个人进入车间要遵守纪律，不准乱说话。每当休息时和班长扯一扯，转一转，看到龚有源、江右书忙得满头大汗。在车间里干活儿，班长要教，一块钢板要搞平，要合格，不合格要打回来，很严格。不久，班长潘玉民教我用钢锉锉钢板上的毛刺，并告诉我怎样才算合格。开始我锉得粗糙，光洁度差，不够标准，经过一周时间的反复摸索，终于合格了。
过了一个月，我看班长用的那条钢锯又软又硬，用得很活，我说:“班长，你教教我使用钢锯，不要光平整钢板呀!”班长说:“好，教一教你。钢锯又软又硬，使用时有个火候，搞不好就断了。”
我接过钢锯试用，一小时内废了两条钢锯，其原因是摸不住软和硬的结合。我对班长说，一小时内我给你损坏了两条钢锯，我是徒弟，你看怎么办?班长说，按一般规定，你断了一条钢锯要赔，好多钱呀!如果断了两条钢锯，以后再不准你用钢锯了。我说，我一小时之内坏了两条钢锯，以后还让我用吗?他说，不行了，我得向上边汇报。我说，你汇报要给我汇报好一点呀!人家要处分我怎么办呢?班长说，我给你汇报好一些，就说孙老汉不会用这软、硬劲，摸不住规律。从此以后，再不准你用钢锯了，以后就光平整钢板吧。
钢板又细、又光、又滑，我没事就平整钢板，用个东西在钢板上磨来磨去，通过检验器检验，不合格的自动打回。时间一长，每次给我发两个、三个板，都能完成任务。
后来班长说，他向上汇报没有说是在一个小时内断了两根钢锯条，如果领导知道了是在一小时之内，那就要开除我了。这是制度，规定的很严格。这位班长还算不错。
我们工作在冶金楼，吃饭时按规定把我们几个人放在了警卫连食堂，在那里吃了三个月。炊事班副班长是个小同志，我和他关系不错。到第三个月情况不同了，饭菜不均，忽多忽少。我问副班长，你们警卫连这个伙食单位原来有没有一点基础?他说，我们是新成立的食堂，原来一点基础也没有。我想，我们来了8个人，吃在他们这里，必然给他们增加负担，前两个月比较客气，给予照顾，第三个月就不行了，伙食或高或低，忽好忽坏。我又问副班长，我们8个人对你们负担怎么样?他说，说老实话吧，你们这8个人难伺候，都是大干部，加在我们警卫连，我们负担很重。
三个月过去了，在一次会上，我说，警卫连食堂一点基础没有，是新建单位，8个人加在这里，成为警卫连的很大负担。我考虑要和工人食堂交涉，我们吃工人食堂。工人买饭排队，我们可以不排队，8个人搞一张桌子，让工人看着，我们吃的什么，一看就看到了，让他们看到我们是不是和工人吃的一样。这个建议，组长同意，组员也没意见。他们也都感觉到，第三个月伙食确实不行了。
到第四个月的中旬，我们挪到了工人食堂里吃饭，食堂对我们还不错，单独放了一张桌子，让工人看着我们，和工人吃的一样。这样好，面对面看得见，如在警卫连吃饭，工人看不见，得不到监督，自己也受不到教育。
这样一来，开饭时，我们不排队，炊事员把饭送上来，在这里吃了6个月，工人们反映不错，说，前三个月他们在警卫连，我们不知道他们吃什么，现在和工人一起吃饭，我们看见了，这样很好，不搞特殊化。
在和工人生活了四个月之后，有一次在会上，我向组长提出，我们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要对老中青工人的情况了解一下。于是，我每天上午参加钳工的工作，下午找工人谈话，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首先是老工人，然后中年、青年工人，每天下午安排一个人。这几个月时间里，我共与83人谈了话，老中青各占三分之一。
这一谈，对我教育深刻，有人谈话时很慷慨，特别是老工人，他们坚决反对武斗，爱厂如家，他们说把厂子搞坏了，就没有家了。老工人真可爱。30岁、40岁的人也不错，最差的是年轻的工人，20岁上下，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谈“文革”的武斗，津津有味，并说:“不武斗能行吗?”老工人吃过苦，他们说年轻人爱武斗，是败家子。随便武斗，把机器搞坏了，这是国家的财产、人民的财富。
听老工人说话受教育，老工人说，你们这些大干部到厂子里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你们把眼睛擦亮了，看我们怎样对待从家乡来的亲戚朋友。老工人点了一下，我们注意了。工人家的亲戚、朋友来了，自己首先搬房子，里屋让给客人住，自己住外屋。最多时住三个月，我们看到工人阶级对客人的感情，感到需要接受再教育。
老工人在工厂里是生产骨干，不管哪方面，离开老工人不行。青年工人在老工人的带领、协助下，有了经验，有了体会，才变成了有经验的老工人，他们有责任帮助青年人进步。
老工人说，你们在警卫连吃饭，我们看不到你们，以后和我们一起吃饭，吃的一样，我们就信服了。你们这些老干部下决心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佩服。回想起来，一开始领导上分配我们到警卫连吃饭，又在冶金楼上班，与工人隔绝了，别人不敢去接近，实际上孤立了我们。
再一点，我们8个人开会时，我主动提出，我们已经来工厂四五个月了，我们要到工人家里去看一看，不仅在车间与工人接触，还要利用节假日，到家属区里看一看。
1970年元旦，我和贺健转了30家，第二天转了20家，共50家。有一个住在三楼的老妈妈，70多岁了，见到我们，听介绍说贺健是军交部副部长，我是军训部副部长，她说:“两个大部长来了”，激动得哭了。她说，我来这个厂子整整10年了，儿子是工段长，没有看到过厂子里的厂长、副厂长、党委书记、副书记来过我家，你们两位部长都来了，我很感谢。
这说明，我和老贺在家属区里走一走很必要。你看这个老婆婆说的，厂里领导10年不见面，我们才来几个月，同她见了面，她感动得哭了。贺健这时提出，早饭、晚饭在厂子里吃，中午带点饼干，连续访问，喝点开水就行了。两天访问中午吃的是饼干，两天转了50家。老贺体会到，工人们好哇，热忱相待，不少人非留吃饭，我们一律不吃，我们说要多转几家。工人阶级的感情、作风真是好，不愧是领导阶级，老工人作基础，非常重要。
一天，康靖17岁的女儿哮喘病犯了，喘得厉害。康靖流着眼泪对我说，孩子病成这个样子，当地空军医院说她的医疗关系不在这里，拒绝接收，这可怎么办呢?
救人要紧，我当时也顾不得自己的处境，边安慰康靖，边想办法，我说:“一定要把孩子送进医院。”
说话之后，我四处打听，跑前跑后，不知碰了多少钉子，最后终于协助康靖把女儿送进了空军医院。康靖激动地说:“老孙，感谢你，是你挽救了我女儿一条命啊!”我说:“谢什么呀，只要孩子住进医院，我再累点也没啥。”
1970年12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免去我的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职务。
1970年春节前夕，我们在红旗机械厂下放劳动的几位，回京过春节。2月上旬，总参领导召集我们开座谈会。会上，我谈了自己下放劳动半年来的体会。我说，下厂蹲点，确实必要，但从时间上看，半年时间就可以了。
总参领导得知我在工厂接受再教育表现不错，两天后，通知我春节过后可以不去西安了。之后我回工厂交待手续，返回去半个月，大家在一起照了相，1970年3月底，我就回北京了，蹲点9个月，与工人情感深厚，永久不忘。
自从离开红旗机械厂以后，我时刻惦记着那里的工人朋友，为了解决第52车间工人早日看到北京出版的((红旗》杂志，我每月定期寄去，后来扩展到邮寄其他报刊、杂志。到如今近30年了，我和厂子的工人仍有联系。我给魏春福、潘玉民、姜殿萃三个寄书，从1970年4月开始至今已29年了，姜殿萃来过信，说这么多年寄书费时费力，现在书价又贵，就不要寄了。我给他回信说:“我到八宝山以后就不给你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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